登飞来峰最后两句赏析

登飞来峰最后两句赏析第1篇

登飞来峰

作者：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

　　（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2）千寻：极言塔高。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耸。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4）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5）缘：因为。

　　（6）眼：视线。

　　（7）塔：铁塔。

　　（8）最高层：最高处。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

　　〔9〕鸡鸣见日升：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

译文

　　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

　　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

　　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赏析

　　这首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

　　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着座右铭。

登飞来峰最后两句赏析第2篇

登飞来峰的后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诗意是：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简析：“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登飞来峰最后两句赏析第3篇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

　　【飞来峰】杭州西湖灵隐寺前灵鹫峰。传说东晋时印度高僧慧理以为它象天竺国的灵鹫山，并说“不知何时飞来”，故而得名。

　　【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浮云】陆贾《新语·慎微》有“邪臣之蔽贤”句。

　　译文:

　　飞来峰上耸立着高高的宝塔,我听见鸡叫便看太阳升起。不怕会有浮云遮住了远望的视线，因为人已站在最高层的地方。

　　赏析一: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高耸云天的气势吧！

　　宝塔虽高，却不是高不可上。转眼间，诗人已登上塔顶，世界万物，尽收眼底，那游荡的云片再也挡不住视线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乍听起来，是在谈论观赏风光的体会；可一寻味，便会从中领悟到一条人生哲理：在社会生活和思想修养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吗？！在诗人，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对读者，这是引人向上的启示。

　　赏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在北宋文坛上有杰出的地位。他的诗继承了杜甫、韩愈的传统，善于翻新出奇，它有独创性，无论是思想内容或是艺术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飞来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现在的浙江宁波)做知县，任满以后回江西临川故乡，路过杭州的时候，写了这首诗。这一年王安石三十岁。

　　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八尺是一寻，千寻塔是极言塔高。第二句“闻说鸡鸣见日升”的“闻说”，就是“听说”。作者说：我登上飞来峰顶高高的塔，听说每天黎明鸡叫的时候，在这儿可以看见太阳升起。第三、四句写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不怕浮云把视线遮住。 “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缘”，当“因为”、“由于”讲。我们不要小看这首登高游览的小诗，它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

　　鸡鸣看日出是很壮丽的景致。今天我们还把太阳比革命领袖，把阳光普照大地象征革命的辉煌胜利。在北宋仁宗时候，国家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锐起来了。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